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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摩斯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金融创新充满自信的思潮。反讽的是，他的比喻用来形容三年后的金融危机恰当无比。金融市场的从业者的反应却是另一种代表：他们对泡沫的预警视而不见，原因是大家已经习惯了“火中取栗”的竞争场景，就像当年花旗集团的CEO普林斯所说，“只要音乐不停，我们都还会接着跳舞。”而且普林斯并不认为，2008年到了音乐该停下的时候。花旗和其他大的金融机构一样，都低估了风险。他们普遍的想法是，既然现在市场上还有钱赚，为什么要担心未来？

很多专家都分析认为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过高的杠杆，所以监管在危机之后把去杠杆放在了第一位。危机之后通过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，就特别强调了对银行的杠杆率的监管。欧洲针对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也同样强调了要控制银行的杠杆率。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也强调要对银行进行拆分，要对那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银行着重监管。

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城市服务业从业者认为，不同城市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有明显差异，城市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，去寻找适合自身的、有增长潜力的新兴服务业，向外学习先进经验，向内给予政策支持。各施所长打造服务业新名片分地域来看，目前服务业发展依旧呈现地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，东部整体好于西部，一线城市引领发展。

疑问：猪肉紧俏，是不是因为猪少了？一句话解答：是的，7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降9.4%，同比下降了32.2%。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，现在生猪生产明显下滑，猪肉市场的供应偏紧，直接原因就是生猪产能下降了，猪少了，导致供应偏紧、价格上涨。少了多少呢？根据农业农村部对400个县定点监测的数据显示，7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降9.4%，同比下降了32.2%。其中，能繁母猪是决定生猪生产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了8.9%，同比下降了31.9%。

变动较大的项目包括（资产端）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1251.32亿元，其他资产减少7252.36亿元；（负债端）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央行存款减少11556.80亿元，政府存款增加6071.81亿元。具体分析来看，就资产端而言，外汇一项的下降主要是指外汇占款下降（被动缩表）。2019年7月，外汇占款为212448.12亿元，环比减少7.08亿元，外汇占款自2018年8月开始下降，6月降幅在2019年上半年最大，而7月较6月明显收窄。外汇占款的下降的确是“缩表”，2013年以前，央行外汇占款是储备货币（或基础货币）增长的主要来源，但这种货币派生方式自2014年起发生了变化，由于当时资本账户流出超过经常账户顺差，央行的国外资产开始下降。但是作为应对，央行增加了对商业银行的借贷以扩充资产负债表，这体现为，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加，包括逆回购、常备借贷便利（SLF）、中期借贷便利（MLF）和抵押补充贷款（PSL）等公开市场操作。

去年12月份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为5.74%，是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，比2018年高点下降了0.55个百分点。自去年8月份LPR改革启动以后，新发放的一般贷款的平均利率下降0.36个百分点，而2019年底一年期LPR较改革前下降了16个基点。孙国峰表示，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降幅度比LPR下降幅度要大，说明利率传导效率在提升。